導演：管虎
演員：黃渤、閆妮

管虎的《鬥牛》，從一開始就讓人聯想到余華的《活著》（後來張藝謀改拍成電影）。余華的《活著》也是人與牛共生相處的故事，只是《鬥牛》中的牛不是如《活著》中的牛般黃澄澄的，牠是從荷蘭來黑白相間的乳牛。從來，牛在中國文化中都是農耕的象徵，特別是會負泥耙的黃牛。這回，導演把黃牛換成了外國援助中國的乳牛，使牛的意義也變得不一樣。

在《活著》中，作者之所以把人和牛放在一塊，是因為牛的堅忍和執著，就如人在無比困苦中要活下去的毅力。牛對著荒蕪的地默默的幹活，就如人在荒謬的人生中堅持活著。而拿戲中的乳牛與黃牛比較，就發現乳牛代表了另一種社會意義。黃牛提供給人的，是牠的體力，牠直線負耙前行的能力。若我們把牠的體力和能力視為黃牛所提供的技術，那麼，乳牛在戲中所能提供給人們的技術，則是牠的乳汁。牛的體力和乳汁同樣能哺育人，只是體力連繫著的是勞動力，而乳汁則是牛的副產品。因而，黃牛永遠與土地連在一起，而乳汁，則更像商品，可以脫離牛自身的產品。雖然這是個在抗戰到國共內戰到建國的故事，但乳牛這角色卻把故事變成個既非常前現代又非常現代的故事。若說黃牛代表著一種前現代人面對自然、環境與命運時堅忍的精神，那麼乳牛則同時代表前現代社會中的契約精神和全球化社會中的消費文化。

前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

乳牛碩大的乳房讓戲中的村民聯想到女人的乳房，同樣生出乳汁，同樣能提供營養。特別是戲中一場，村長老要求主角牛二（黃渤飾）負責照顧八路軍帶來的乳牛。而為了補償牛二的貢獻，村長老就決定把村裡的九姑娘（閆妮飾）嫁給他。在村長老草草決定牛二和九姑娘的命運後，村代表就高舉著牛二的手，把他的指模打在餵養乳牛的契約上。這契約不單連繫了牛二和乳牛的運命，也把他和九姑娘結連起來。

打從開始，九姑娘在村裡已經是個突出的人物。她突出，不單因為在整條灰色的村裡她是唯一穿鮮紅色衣衫的，也因著她跳脫不服的性格和她口喊革命、婦女解放和女性平等的場面。當然，她並不全然相信她所喊的，更多時候，她喊主要是為了象徵式的以喊話對抗村裡的宗族力量。電影的喜劇感就在於九姑娘不相信她所喊的，觀眾固然不相信，就連她的村民也不相信這些語句，最後還是由村長老一錘定音，決定了牛二、乳牛和九姑娘的契約關係。

一般而言，宗族的契約關係往往會被視為帶有壓迫性的，使人困於龐大的關係網絡裡，不得從心所欲。而管虎在戲裡對契約喜劇化的處理，卻成就了戀人間和人與動物間的關係，他像是在說，這種現代社會拋棄已久的契約關係可能帶有使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復和的功能。就此部份而言，《鬥牛》可算是懷舊電影。在現代中國資本主義盛行的大前提下，農村裡的囂鬧、樸素和直率已經成為過去，這些特質卻又往往使城市人懷念非常，而村裡的契約關係更可能提供當下社會另類想像，去構想有別於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運作模式。

現代社會中的消費文化

電影設定的世界是六十多年前的世界，但乳牛卻又使這故事變得非常現代。

在消費世界裡，所有的事物，包括人、動物、自然，甚至是虛構如影像，都是可包裝成商品而買賣。電影中兩個元素最能代表消費世界中的商品。第一是電影中的各路人馬；故事由抗日戰爭開始，牛二在村裡遇上了不同的「人群」，包括八路軍、日軍、流徙的村民、土匪、國民黨軍隊和最後的解放軍。但是，我們在這些「人群」中看不到以往常見的意識型態鬥爭，看不到不同「人群」給電影多賦予了甚麼不同層次的意義；相反，我們甚至可以說，一群人與另一群人本質上並沒有甚麼差別。除了八路軍和解放軍可以算是牛二的朋友外，其他「人群」相對而言都是他的對手和敵人，「人群」在這裡變成純粹的影像，就如乳牛的乳汁一般，前一桶和後一桶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乳牛的乳汁在戲中也變成了「商品」。就在日軍離開村莊後，有一批饑餓的村民從另一條村到了牛二的村。牛二好心的在乳牛身上取下乳汁給他們充饑。一桶又一桶的乳汁陳列在畫面前，就如商品陳列在櫥窗。雖然盛裝乳汁的器皿不一樣，但同樣是白色，乳汁看上去並沒有差別，而在饑餓的村民眼中，都化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一整村的饑民和一桶桶的乳汁構成龐大的消費網絡，最後乳牛因下太多的乳汁不支而累倒在地。這也揭示了現代消費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現代人不斷的搾取，自然不斷的給予，最後自然給搾取得不能再發揮它的功能。

不過乳汁並沒能滿足這個消費群。在村長把村民支開後，他決定與幾個同伴盜牛以牛為食。前現代的黃牛從來都是中國農民的好同伴，很多農民都會視牛為親，不忍把牠宰食；但現代的乳牛則變成商品，動物（自然）與人只有施與取、買與賣的關係，牛在村長眼中不再神聖（當牛二在日軍焚村後回到村裡，乳牛是以神聖般的形象出現的），而是可供食用、夠一村人吃上二十天的肉，變成了可量度可計算的物質。正當村長和他的同伴要進大門圍捕牛時，他們卻中了日軍留下的地雷和炸彈，這些前人埋下來的炸彈彷彿象徵消費社會的毀滅力量。但這些毀滅力量會在甚麼地方爆發呢？卻沒有人知道，正如牛二大喊︰「你（村長）也回去吧，我不會讓你殺我的牛。這附近埋了很多地雷，不是我埋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地雷在哪啊！你快走吧！」只是在樓上的牛二並沒有察覺，村長已經踩在地雷之上，進退兩難。不斷的消費最後連自身也被消耗，這是生態學給現代人最沉重的教訓。

而中國，已不能獨立己身，斷絕於全球消費系統以外，因為乳牛，本來就是外國人捐贈來的。從黃牛到乳牛，從勞動力變成商品，從堅毅地活著到不斷的消費，中國已變成整個消費循環的一員。全球化把生產技術帶到中國，也把中國帶到這種消費關係中。

未完之章

《鬥牛》的結局是耐人尋味的。

電影結尾時解放軍入村，歷史展開新的一頁，但就在這一頁要開始時，牛二選擇從村裡退出，退到村後的山上，與乳牛共渡餘生。歷史新的一頁不正需要這從外國來的牛嗎？不正是最佳的時候牛二和乳牛可以貢獻社會和國家嗎？為甚麼導演安排這結局呢？

有趣的是在山上隱居的，不只是牛二和乳牛，還有一隻不時在戲裡出現的蟋蟀。從前在村裡，村民閒時會鬥鬥蟋蟀，以此為樂。後來日軍到村裡駐紮，有日軍在院中搜索時發現蟋蟀和鬥蟋蟀的器具，就自個兒玩起來。軍官看見後當然責他疏於職守之類，然後器具打翻，蟋蟀就逃了出來。蟋蟀，就像軍人，是打鬥的工具；導演好像在說，這村就像鬥蟋蟀的器具，而在村裡來來往往的軍人、難民、土匪等就像被安放在這鬥場中的蟋蟀，無可選擇地參與戰鬥。從鬥蟋蟀（被視為玩樂的工具），到電影的名稱「鬥牛」（被視為商品），再多推一步到「鬥人」（被視為戰爭的工具），電影就把三者連結起來。當電影結尾鏡頭再次出現蟋蟀，我們就明白為何導演安排這樣的結局。蟋蟀退到山上，就等於從被命定為打鬥工具的工具理性中釋放出來，回到牠本初的樣貌，在草叢中跳躍生存。同樣，牛二和乳牛的隱居，也是從現代社會中消費文化的工具理性中釋放出來，回到最原始人與動物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一種比契約關係更親密的關係，有如牛二和九姑娘相親相愛的關係。只是究竟這關係如何落實到中國去呢？又或，這關係是否存在，有否可能出現呢？這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於是乎，牛二、乳牛和蟋蟀就只可以被安放在無人的荒野，無能結連到歷史的新一頁。

一個貌似安詳完滿的結局，其實是歷史新一頁的未完之章。電影似乎在問︰究竟人與自然和動物平等而和諧的關係，是否只能在遠離村落的山野中出現呢（牛二甚至視那地方為他和牛的墓地）？會否有可能在村落（中國的隱喻？）中實現呢？這或許要交給歷史去回答。